今天能在这个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的座谈会上发言，对我来说是荣誉，也是欣慰。我深信，不止是在一个世纪内而是在许多世纪内，人们都将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爱国者、国际主义者和中国人民的无私公仆。
别的发言中已谈了对他的十分亲切、具体的回忆，我只是补充一点自己的回忆——内容不多而且不系统，但前后经历了约40个年头。
我最早对周恩来产生印象是在1936年，但不是直接的接触。当时，埃德加·斯诺刚结束他那次在《西行漫记》中记述的著名旅程回到北京。我常找他谈话，还看了他这本书的部分原稿以及他带回来的照片，由此形成了对周恩来，还有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相当生动的印象。不久，斯诺给我看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作家詹姆斯·贝特兰从西安的来信。在这些信里，他们描述了西安事变经过以及周恩来在使这场事变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转折点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中国开始抗日战争之后———1938年在临时首都武汉。他当时在那里工作，处境复杂，任务繁重。一项重大的任务是保持和加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阻止国民党内反动和亲日分子重新挑起两党内战的图谋。1938年时，抗日统一战线处于一个相对高潮的阶段，他不但是中共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主要代表，还是统管全国军队的政治部副部长。他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的各项工作。他在社会各阶层开展工作，培育和加强爱国民主活动。
在他领导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时，我作为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当时为美国合众社工作）在去办事处访问时，不但得到了最新的消息，而且还看到了许多生动的场面。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爱国青年，不顾长途跋涉后的遍身尘土和一脸疲惫，满腔热情地挤在接待室里，询问如何去延安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区。我听说，周恩来亲自同所有这些青年谈话并帮助他们安排旅程。我在办事处还常看到流亡海外多年后归来的中国革命者，这从他们身上穿着显然是外国所产的衣服就能辨认出来。周恩来也帮助他们前往延安。还有一些外国人，他们带着对战斗的中国的援助和同情，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由尼赫鲁发起组织的印度国民大会援华医疗队爱德华大夫、巴苏大夫和柯棣华大夫，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国际学生代表团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其他外宾，周恩来也克服重重困难，为他们安排了去延安的旅行。这样，他帮助挫败了国民党从交通和新闻两个方面加紧封锁解放区、使之与世隔绝的伎俩。
周恩来在那样早的时候就为尚未诞生的新中国开拓国际交往和同国际新闻界的联系。他先后在武汉和重庆广泛接触外国官员、记者和来访人士，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共在当前各种问题上的政策和观点。他亲自同数以百计的人谈话，还常常谈了不止一次。
如同其他记者一样，我有时去拜访他。我当时年轻、不成熟（我还没有满二十三岁）。他总是耐心而又热情地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话有力、清晰、严肃而态度却又非常活泼，没有书生气、从不敷衍了事，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多次派助手来告诉我各种事件和动向，使我对形势不断有新的了解。
记得正在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将出任军长的叶挺在武汉，周恩来同志介绍我去访问他。这次访问的报道后来在国外被广泛采用，并成为研究新四军军史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重庆，当抗日统一战线屡次遭到国民党右派的严重破坏时，周恩来同志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一次，我同其他外国记者会见他时，他正患重感冒，嗓子哑了，两眼因为熬夜，布遍血丝。我对他说，你不应该总是每天工作16到24个小时，应该去休息和养病。他听了非常生气，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对我生气。对他来讲，革命和人民的需要才是第一位的。
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妄图消灭所有革命的、进步的武装力量。周恩来同志机智无畏地进行斗争，力求使事件真相迅速地为国内外人士所了解。当时，国民党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全部被扣，他写了题词和诗登在报上，控诉国民党的暴行。他并宣布，如果国民党以“违法”为名要抓人，那就抓好了！
在事变发生之前，周恩来已把可能发生政治危机的有关情况密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她带到国外去并在危机真正发生时公开报道（她把这些情况转告了我）。事变发生后，她很快地这样做了，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始终致力于鼓舞重庆的爱国民主力量。我记得有一次在重庆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他来到了这个非党群众的集会上，事先没有通知，到时也没有惊动别人。大家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他立即成为一场热烈讨论的中心人物。不论对方年龄长幼，他的态度都是那样平等、认真和热诚。
在他的领导下，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的卫士和通讯员都像对父兄那样爱戴他。像他这样从不吝惜自己的人，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婴幼保育到文娱晚会。我和另外一些外国友人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文娱晚会，他担任指挥，还同大家合唱一些延安的歌曲。他有很好的乐感，还是个不错的男高音。
当时国民党不准给八路军及其后方根据地运送医疗用品和药品，实行封锁。他每次从重庆返回延安总要携带一些由“保卫中国同盟”征集来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因为他的座车和行李国民党是不能搜查的（“保卫中国同盟”是由宋庆龄创建的，我为这个组织工作）。有时，他把一些体积小的但重要的部件如牙科用的钻头和手术用针放在自己的外衣口袋里。
1944年，我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我在周恩来住的窑洞里访问他。窑洞里的陈设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放满书籍报纸的架子。
一个小小的电台那时在延安刚开始播送新华社的英语新闻广播。别人告诉我，他不但关心广播的内容，连广播器材也是他装在随身的箱子里从重庆带来的。
就在这一年年末，我同前妻邱茉莉在离渝赴美前去向他辞行。我们问起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前景如何、成立联合政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否可能？他回答：“是的，不管有没有他。”他的意思很清楚，不管蒋介石是否参加，中国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中的大多数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我们在国外时，他这句话帮助我们认识“二战”最后阶段及战后的中国形势，并把这一信念传达给国外读者和听众。
周恩来很注意在国外开展交朋友并为他们提供信息的工作。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底，我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它不但为人民军队筹集供应，还就战时一些重大问题发布消息、阐明观点。我知道他对这些工作是很重视和关心的。为了使外部世界了解，他关心毛泽东新著（《论持久战》等）及其他中共声明的翻译和出版（初在香港、后来在马尼拉），并向全世界发行。战后我们在美国工作时，为了了解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同许多先后从中国来美的中外人士谈话，他们在行前都同周恩来谈过话，从他那里得到启发。他们属于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信仰，但他总是不惜花费时间去解答他们所提的问题。
1951年，我们回到中国协助宋庆龄创办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我们看到周恩来总理积极、热情地支持这一事业。我们到京不久，就应总理之邀到他在中南海的寓所共进午餐，《中国建设》在北京的负责人陈翰笙同志也在场。他像往常那样，亲切详细地询问在美的国际友人———特别是埃德加·斯诺的情况。除了讨论这本新杂志的内容问题外，他还谈到，这些外国老朋友应该是这本杂志的基本订户和推广者，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尽管美国当局当时设置了许多障碍。
1962年《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时，周总理亲临杂志社，参观了展览，会见了全社新老职工，和大家同起同坐，丝毫没有架子。
在那些年里我所记得的事情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步入老年后每年的生日聚会，周总理每次都来参加，同她的中外友人无拘无束地交谈。他是斯特朗的终生好友，经常关心她的生活。早些时候，在60年代，新华社一位外籍工作人员玛尼娅·吕斯患了癌症，病情严重（她是美国一位服装工人，早年就献身于美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周总理亲自去探视，同她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同志式的讨论，使她感到快慰。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尽管处境艰难，仍然进行着他那有着广泛基础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同斯诺、韩素音、韩丁（威廉·欣顿）、费利克斯·格林等人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无数外国专家、外籍工作人员和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被关押、受骚扰和被驱逐。周总理尽管自己处境艰难，仍设法使他们获释并采取保护的措施。在“文革”早期，《中国建设》一位美国改稿人克艾文被软禁在家（她的丈夫是一位华侨科学家，在清华大学任教，受到批斗）。她晚上偷跑出来，把一封写给周总理的信投入路边邮筒。这封信有了结果，她很快恢复了自由和工作。
我和前妻邱茉莉在秦城监狱被“隔离审查”，长达5年（1968－1973年），幸都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摧残。我们都一直相信党和人民会公正处理并给我们继续为革命而工作的机会，只是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1972年，我父亲从纽约写信给我，告诉我母亲病重（这是我从1968年被捕以后第一次收到来信）。我申请换一千美元外汇，给母亲作医疗费，很快获得批准。以后我又获准同我的老父通信。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是先写信给周总理的，由于总理的关照才使我的处境有所改善。我自己从未向周总理申诉过，因为我知道他太忙。我当时从未想到总理自身的处境何等危险。
在准备释放我们时（我们自己当时自然并不知道），周总理问李伯悌同志（她本人曾备受迫害，刚回《中国建设》工作）我们回去后她能否照顾我们。她答应了，周总理称赞她是“好同志”。
我们的家曾被抄过，所有的文件、书籍、财物都被封存，但未没收，我们获释后都发还了。在重要文件中，只有一件不在，那就是由周总理签署的我1957年加入中国籍的公民证。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希望能把它找回来，并且一直在疑惑不解，为什么只有这一件丢失、是谁把它拿走的呢？是不是因为当时我被认作“坏人”，周总理居然给我签发公民证，从而可以借此作为攻击周总理的“证据”呢？
1973年3月8日，我们这些刚被释放出来的人被邀请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次特殊的国际妇女节聚会。这时国内的政治气候已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而有所变化，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总理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特意向获释的人道歉，又向虽未被关押但被迫离华的人道歉，希望他们回来。在获释的人中有戴维·克鲁克同志、迈克尔·夏庇若同志、我们夫妇。在被迫离华的人中有罗斯·史密斯同志、道格拉斯和露丝·雷克、哈利·劳埃德（其中史密斯同志很快回到了中国）。周总理是在江青等在场的情况下讲的这些话。“四人帮”应该对迫害那么多的中外人士负责。
我们的获释主要是由于周总理的努力。在那天的会上，他走到我们的桌子旁边，一面举杯，一面平静地对我和邱茉莉说：“继续奋斗！”
“继续奋斗”——这是周总理的精神。这种精神陶冶了那么多人，这种精神将世代相传。
（本文系作者1998年2月18日在毛主席纪念堂举行的周恩来百岁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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